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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黄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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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筑路营生活 (黑土地插队生涯之二十一)  

2011-06-13 13:28:59|  分类: 黑土地插队生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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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那年,上山砍柴、播种、铲地过后,转眼就到了六月间。这时,县里为配合三线建设,做出了继续实施通往三线的战备道路建设的决定。决定要求在去年辟通兴亚到三间房战备公路的基础上,对北镇到兴亚的原有公路进行维修,并要求此段道路由松树沟公社负责组建逊克筑路营三连。于是,队里要求大家积极报名。

  筑路营的生活虽然要比队里艰苦,但参加过第一年筑路营、有过筑路营生活经历的知青们却对此有着极为不错的评价。准军事化类似部队的生活、艰苦但却快乐的集体劳动、伐木穿越林区辟路的兴奋、篝火晚会联欢的愉悦,一直是一些知青津津乐道的话题。

  显然筑路营的生活是十分吸引人的。再说,去了筑路营,还能躲避令人烦恼的割地等农活,何乐不为!于是不少人便踊跃报名。我和伟康、涛然等知青及牛月宪、吴占立、曲如香等当地青年近十人被批准来到了第二批筑路营,开始了使人难忘的筑路营生活。

  此次筑路分阶段推进,首先是修筑复兴到兴隆这一段。于是,连部暂时设在复兴大队,该大队类似新立俱乐部的会场便是我们一部分男战士的营房。连长是赵德海,一位方脸、长满络腮胡、穿着旧军装、整个一个带兵人模样的部队转业干部。说起话来简短扼要,喊起口令掷地有声。

  指导员何成万来自上海海运局,是到黑龙江插队的干部,好像是东北大连一带人,皮肤白皙、颧骨突出、双眼眯缝、目光狡黠且和善,也喜欢身穿旧军装,只不过不像连长那样风纪扣紧扣,而是喜欢把军装披在肩头。老何是个十分称职的政治干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思想工作很有办法。老何一家三口都随老何来到黑龙江插队,可怜的是小我们两岁的女儿小红也不得不干起与我们一样的农活。

  司务长是五三大队的上海插队干部徐炳泉,老徐是纺织局的干部,年约四十不到,瘦高个,大眼睛,鼻梁很高,为人很和善,知青与他无话不说,俨然是我们知青的大哥,老徐负责整个连队的账目和后勤,在他的主持下,连队的账目和后勤工作都很出色。

  副连长兼二排长是复兴大队的陈文彪,是一位个大、唇间留有一撮胡须、模样有几分野性但实质却十分和善的知青。我担任一排长,兴亚的朱九五任副排长。三排长是兴亚的施小妹,是个留着一头齐耳短发高个的女知青。

  入营第一天,全连近百人集合在公路边食堂前的空地上,连队举行了庄严的开营仪式。连长、指导员分别作了动员,讲了成立筑路营的重要意义,明确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并对全连战士提出了工作和纪律要求。

  连队生活是半军事化的,每天一早,得列队操练约半小时,也就是立正、稍息、正步走和跑步之类。黑龙江夏天日长,每天清晨五点多一点时,太阳已升得老高,各排就得到达指定位置,迎着朝阳跑步操练。作为排长,就得扯着嗓子喊口令。午后还得组织工前半小时的政治学习,也就是读读报或念念时令政治文章。上午和下午,还得负责带领全排完成连队分配的工作任务,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修整原有的公路。

  松树沟境内的公路并不是主干道,因此长年失修,路况很差。每逢化雪或大雨过后,有些地方一片泥泞,汽车经过往往会陷入泥沼之中。我们所修的是二级战备公路,标准不高,因此要求也不高,具体的工作是挖路沟、铲去路边的草皮、铺沙子等。

  挖路沟,就是将原先已坍塌或不符合要求的路沟重新挖一遍,以利于雨天或化雪时排水。铲草皮,就是铲去路边野草以便铺沙子。铺沙子,就是将马车或牛车拉来的黄沙均匀地撒在有些呈拱形状的路基上。

  黑龙江的黄沙是取之不尽的,只要从地表挖下去半米左右,就会挖到厚厚的沙层,沙层中就有闪着光亮的黄沙。想来在远古地质变化之前,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幅员辽阔的大海。当时我们也非常怀疑,这道路就这么修修会有什么效果?不过两三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经过这一路段时,明显地发现,路况已比以往有了显著的改变,看来,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果的。

  由于任务量不大,加上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总感觉工作不算太累。这种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七一”将到。连部决定,6月30日上午收工后举行一次会餐,然后,放假两天,大家可以回各自的生产队休息一下。闻此消息,大家都很兴奋。是啊,出来已近一月,真有一种想回新立看看、与小别的朋友们聊聊的感觉。

  当天午后,顶着骄阳走了32里地,回到了新立。傍晚,大伙说到村西的小溪去洗澡。西边地的尽头是一斜坡,底下有一小溪。往日这一小溪弯弯曲曲,溪水淙淙。可当日,由于连日降雨,只见小溪变成了一条小河,来自北大泡的流水十分湍急,水流急切地往南奔腾,溪水也十分冰凉,见此景未敢下水,只是在溪边将全身较为彻底地擦洗了一遍。

  不知是连日劳作的辛苦,还是赶了32里地的劳累,或是洗了凉水澡的缘故,当晚,躺在铺上全身发热,体温高达39度,吃了退烧片,烧很快退去,但浑身乏力。休息了一天之后,于7月2日下午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连队。

  晚饭过后,便早早地睡下,这一晚感觉很累,因此睡得很沉,但第二天一早起床时发觉不得劲,只觉得腰部发疼,胯部很难动弹。当时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质是本人的强直性脊柱炎初发。从此以后,这可怕而又可恨的疾病30多年来一直缠于我身,给本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痛苦。

  资料显示,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 简称AS)又名类风湿脊柱炎。本病为脊柱各关节及关节周围组织的侵袭性炎症。一般先侵犯骶髂关节,其后由于病变发展逐渐累及腰、胸、颈椎,出现小关节间隙模糊、融合消失及椎体骨质疏松破坏、韧带骨化,终致脊柱强直或驼背固定。主要症状为发病部位疼痛,活动受限。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常见病。

  也有人称此病为不死的癌症,世界上至今没有治愈该病的特效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上海作家陈村都是得的这种病。奥斯特洛夫斯基之所以双眼失明,估计即为该病引起的虹膜睫状体炎所致,由于当时对此症状缺少认识和无药治疗,终于使其进入了黑暗世界。

  不明原因的病痛折磨着自己,自己感觉已不能如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行走,步履开始变得艰难。显然,自己已无法再带领排里的战士直接参与修路工作。连领导得知了我的情况,除了安慰一番叮嘱抓紧治疗外,还调动了我的工作,将我安排到炊事班。自此我便告别了野外比较自由和欢快的修路工作,开始了自己从未干过的“火头军”生活。

  炊事班有七八号人,有两位知青,其中有北镇大队被称为“山东”的庞金城;还有就是炊事班长、五三大队的知青陈腾蛟,他年长我们几岁,是一位知识比较渊博、相当正统且十分和善的大哥。也有几位老乡,除了新立大队的牛月献和伶牙俐齿的女青年曲如香,有东发大队忠厚老实的女青年小于(此人后嫁给了该队颇有才干的原松江二中老高中生大盛),还有一位五三大队被称为老二的当地男青年,瘦高个,五官端正,喜欢剃个光头,按当今的说法很酷,平时总是一副看似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模样,不过此人有着天生的一副好嗓子,每逢高兴引吭清唱起京剧时却是有板有眼、字正腔圆,每当遇到那种情景时,我们总会有一种人才被糟蹋在穷乡僻壤的感觉。大师傅是二龙大队的一位姓郑的老乡,我们知青都管他叫郑大爷,此人比较清瘦,有着一张白皙且似乎慈眉善目的脸蛋,见人倒也经常摆出一份非常和善的姿态,不过,有一次在厕所瞧见他轻轻扒开作为间隔的夹杆上的泥巴,透过小洞纵情偷偷窥视女厕所的情景后,本人对他也算有了新的认识。

  一开始,食堂那些技术性较高的活都由老乡负责,知青大都只让干些辅助性的活。我们只能帮着干些拣菜、切菜的活,不过这切菜也要讲究技术,由于人多用菜量大,因此切起倭瓜、西葫芦和土豆之类东西来的话,也是容不得慢悠悠的。不多久,我们的切菜技术也算是有了比较大的长进。过了没多久,班长就让我跟着“山东”学着做起馒头。再以后,就干脆让我负责起每天近百号人的馒头活。

  筑路营的主食是馒头,每天三顿,每顿得做四两大的馒头几大笼屉。每天得发六大盆的馒头面,往往是一顿馒头刚上屉,赶紧得准备发第二顿的面。尤其是第二天一早那顿的面,必须在临睡之前发好。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炊事班就得早于其他人起床。从面盆中取出发好的面团,兑上适量的食碱水,揉匀以后,再用压面擀压实,然后分成小团做成一个个馒头。就这样,每天循环反复地干了几个月。

  炊事班的活不算难干,因为那时大家不会有多大要求,尽管伙食不会太好,但总比队里的要强,因此人们自然也就不会说什么。由于总体伙食不咋样,食堂人员多吃多占的优势也不明显,记得唯一的优势,似乎只是能喝上原汁原味的豆浆。

  食堂每天供应豆浆,这供应给炊事班以外人员的豆浆,是用做豆腐剩下的浆水兑上水以后而成的,相对比较淡些,不过也比上海三分一碗的豆浆强得多。而炊事班自己喝的豆浆,则是做豆腐之前预先截留的,自然醇厚多了,若加上白糖,这豆浆在上海是一辈子都无法喝上的。记得一次涛然到炊事班来,我顺手舀了一碗纯豆浆并搁上白糖让其享用,这一下,着实让炊事班的同事惊恐了一番,唯恐此事露馅。

  筑路营的住宿条件是很差的,尤其一个月后,修路修到五三大队附近,连部就在五三扎营。尽管五三是公社所在地,但也没有空余的房屋供筑路营使用,于是,便在松树沟中学操场对面的空地上安了两顶帐篷,连部和一部分男队员入驻其内。

  松树沟中学在当地颇为像样,有一栋漂亮的俄式教学楼,红色的墙砖,浅蓝色的双层玻璃窗户、灰白色的房顶,很有几分气派。楼前有一大片平整的操场,操场上支着两副模样比较正宗的篮球架,边上种着一溜高高的白杨树。筑路营到五三时,正值中学放假,于是连队每天的晨操就安排在中学的操场上进行。

  炊事班则安排在学校对面一件破损、没有门窗的房屋内。这段时间,每天清晨太阳升起后不久,操场上总会出现一道较为夺目的风景线,操场中各排战士在跑步、喊口号,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中,人们不由会感到一副演兵场龙腾虎跃的模样。操场边上则是炊事班人员紧张磨豆浆、做早炊的忙碌身影,以及烟囱中飘出的袅袅炊烟,煞有一副让战士吃得饱吃得好的架势。

  因为要起早,我就独自一人睡在厨房的隔壁。由于不在队里,每天的洗洗涮涮便不如队里方便,基本采取能简略则简略的做法。再说关节不好,也不会与其他知青一起去河边洗澡。因此久而久之,身上长起了虱子,一开始只觉得身上痒痒的,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及至从裤衩缝中发现一粒粒细小的晶体,并发现几只头部尖尖、长着几对脚、慢慢蠕动的小家伙时,不由悸起浑身的鸡皮疙瘩。

  由于当时农村的卫生条件很差,很多老乡都身藏虱子,以后许多虱子也都慢慢附入知青的身上,尤其是外出修路、干活,知青和老乡混居,加剧了这种生物与知青和老乡间的互动。消灭虱子不难,消灭虱子的虫卵比较麻烦,得经过多次反复的较量并加之以保持身上卫生,才能彻底根除。有人曾说,消灭虱子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将短裤扔进火里。

  有人说,知青下乡不仅加强了城乡间的交流,而且也给当地农村带去了城市文明。也许筑路营较之一般的插队而言,在促进上海知青与当地青年交流互动方面更胜一筹。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强化了那两部分关系本并不太密切的年轻人的相互交流,而且也加深了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培养。当然,那种交流与互动,既可以让知青染上虱子,也可以让当地青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许许多多的城市文明。

  比如,原先当地青年早晨基本上不刷牙,更别妄论晚间刷牙。当时一些老乡曾讥笑或调侃知青, 说刷牙好比掏茅楼,掏得尿水吱吱流。由于在筑路营当地青年必须和众多的知青一起起居,若谁不刷牙的话,会遭到知青的耻笑,因此往往过不了多久,当地青年就会乖乖地买把牙刷学着知青的样子刷起牙来。当然,当地女青年学起女知青那是更加利索、更加专注、更加出神入化。

  2006年,逊克县副县长刘玉栋与上海知青回访团团员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土生土长的逊克人,从小至今一直在逊克,没有离开过。我和知青是同龄人,打我记事起,逊克只有两种文化,一种是俄罗斯文化,另一种就是知青文化。由于以前逊克有几个俄罗斯人的村屯,因此,逊克的日常生活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很大。但是,自知青来了后,逊克的文化就受知青的影响,逐步转过来了,全县上下的衣食起居日常生活,都跟知青学了。首先是讲卫生,过去,逊克老百姓没有刷牙的习惯,许多人四十不到,牙齿就掉没了;也不知道洗澡、洗衣服,不要说农村,就是县城的居民,也家家有跳蚤、长虱子。养成了勤洗澡、勤换衣服的习惯后,跳蚤、虱子都没了。

  另外,逊克老百姓的衣服式样、家具摆设、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现在都与城里人不相上下,特别是是上海的文化、上海的样式对我们逊克的影响最大。相反,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就日益淡薄,现在几乎没有了。知青下乡把城市文明、科学文化带到了农村,你们知青感觉不到什么,然而农村人感受特别深。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对全国农村文化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劳动的作用。要在中国农村的普通老百姓中讲卫生、讲文明,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做不到,你们知青做到了,这确实是伟大的功劳!

  筑路营的组织是比较正规的,因而其政治生活气氛也远比生产队来的浓烈。由于青年人比较多,对做好发展共青团员的工作十分重视。当时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团组织几乎已经瘫痪,而那里发展共青团员的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步,这让我们那些出生五十年代、从小就立志实现“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三部曲的青年学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向往。于是,以良好的工作表现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便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或者说是全部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1年8月15日,本人经筑路营团组织批准,在松树沟中学内一间有木地板的教室里举起拳头宣誓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我的入团介绍人之一是宋伟康,他于一年前也是在筑路营入的团。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我们入团的日子,组织上也是为了呼应纪念知识青年的好榜样金训华牺牲二周年。

  转眼,五三这一段的道路修建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时已到了1971年的国庆。黑龙江的国庆时节已十分寒冷,一场小雪预示着冬天已经到来,此时,战士们晚间睡在没有安装取暖设施、四处透风的帐篷内已感到阵阵寒气。

  连部根据工程已近尾声和气候的原因,做出了将余下工程分头包干的决定,撤销连部大本营。除连长带着一部分人继续修筑兴隆至二龙、兴亚路段外,指导员带着一部分人修筑北镇这一段的道路,这两股队伍中除离家较远的兴亚、新立、东发的人员外,均就近回各自的大队宿营。

  撤营之前,连部举行了一次聚餐会。连部采购来许多鸡鸭鱼肉和蔬菜,并拿出了上海通过县知青办直接拨给上海知青、连上海都难以见到的海蜇皮。司务长老徐和炊事班负责人五三大队的陈腾蛟等精心安排了菜谱,老徐还拿出了他的宁波招牌菜——葱烤河鲫鱼,我则推出了母亲的拿手菜——凉拌葱油海蜇皮,更绝的是我们居然尝到了久违的、而且是用久闻的大马哈鱼制作的卤汁熏鱼,我们也第一次见到了如鱼肝油丸般的大马哈鱼鱼子。

  聚餐会后,连部结合国庆庆祝活动,提前进行了总结。所谓总结,无非是口才很好的指导员即兴作了一番演讲。总结会期间,还表彰了一批五好战士,本人也算其中之一。不过这表彰与当今相比,只不过纯粹是一种精神奖励,因为除了发一张奖状外没有一分钱的奖赏。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十分看重这一张薄薄的纸片。得奖的知青大都会通过书信将这一喜讯及时向家人汇报,有人甚至会把这张奖状带回上海家中,让家人将此装入镜框并悬挂于家中显眼的位置。这张奖状本人没有保留下来,若保留下来的话,也许今天可以算作一件知青文物,不过我却在前几年一本关于知青的书中,见到了一份除了名字外几乎一模一样的那种奖状的照片,原来那书是由五三大队知青成松之弟成江所编撰,奖状主人的名字则是成松。

  总结活动之后,需要向营部提交连队的书面总结报告。也不知怎的,指导员把这任务交给了本人,于是我便脱产了两天,起草了人生中的第一篇工作总结,也可算作本人文秘工作的真正处女作。总结中写了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是记得当时的大话、套话肯定少不了。想来,从那时起就注定了我将一辈子从事此项工作。

  国庆过后,我们一部分人驻扎在北镇,大约一个月后,筑路营的工作已全部完成。此时下了一场大雪,天气也变得格外寒冷,于是大家便各奔东西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

  在北镇期间,我却早于其他的新立知青首先得知了林彪折戟温都尔汗的惊人消息。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国庆出现了异样,没有了以往每年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很长一段时间报刊、电台也没有林副统帅的消息,甚至没有林彪的字样,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都感到很奇怪,天天占据着报纸头版头条的林副主席是怎么啦?百思不得其解。

  只记得10月或11月的一天,北镇一位极要好的知青非常神秘地告诉我林彪出事的惊闻,闻后只感到不可思议,有点不敢相信。那位知青信誓旦旦地说,此事绝对可靠,他们队里的上海干部刚从县五七干校听完传达回来,不过还未正式向群众进行传达,暂时还应处于保密阶段。

  回到新立,当我把此事首先告诉当时在食堂干活的洵多时,他指着食堂面板上方张贴着的毛主席与林彪一同检阅红卫兵的图像,有些不可理解地说,你是说他,副统帅、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的,当时有多少人能够马上相信此事。或许只能用八个字来说明此事,这就是:多事之秋,世事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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