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一相册的联想
但凡三四十年前的事情，随着日月的更替，能记得起已算不错，自然很难说得准那事情发生的具体时日。除非从上海出发、首次受伤或离开黑龙江回家等刻骨铭心的事情外，更多的许多事情的发生日子是根本记不清的。如果没有日记或其他的记录，我们在回忆那些事情时，也是永远无法弄清事发某年某月某日。因而，只能说出个比较模糊的日子。
四十年前，在黑龙江农村时，曾有过赴深山老林（也就是我们那时所说的三线）伐木建房设新居住点的经历。临出发的前夜，许多刚认识才两个多月的知青朋友为我们饯行。我在《黑土地插队生涯》一书中，曾专门说到那件事情，也说出了那天的具体日子，那就是1970年的5月22日。
这日子何以记得那么清楚？我只记得写那书后的某一日，忽然从某一保存了多年的物品中，发现了当年的某些印痕，从而得以确定。不过时间一长，却又忘了究竟从何而得。
前两天，偶尔翻看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本影集，忽然惊喜地发现，原来那物品就是这本影集！我就是从这本影集上的留言上，“考证”出当年赴三线的出发时日。
这是一本32开本的小影集，绿色封面的左上方，有一幅印有三面红旗、内燃机车和冒烟的工厂的图案。右下方印有黑色黑体字样的“影集”二字，以及那两字土黄色的汉语拼音。
封二是本队知青林才和的留言：
赠：
黄建强 朱崇明 俩战友
赴三线留念。
六十天战友：林才和
1970.5.22.
从那本相册中，很明白地厘清了出发的时日，也弄清了那时离上海出发仅仅六十天，也可以更正之前在书上所说的“七十天”。不过却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本影集上清楚地写着“赠黄建强朱崇明俩战友”，这就意味着当年朱崇明曾和我一起去三线。但是，我却是怎么也无法回忆起那事情。
之前，我一直确认朱崇明没去三线。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在三线那时，我所住的宿舍中，新立大队的知青就我和张关荣俩人，按当时我和朱崇明的关系，不可能不与我住在一间宿舍。
那么，朱崇明究竟去或没去三线？我无法妄下结论。说不去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的三线之行有“一上”和“二上”两次，头一次，朱崇明应该是一起出发的，后因二皮河发大水，没法去成，可能后来情况生变，他没再去；二是之前见到某位在知青说起第一年三线修路时的帖子中称，参加当年修路的新立知青中有朱崇明，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朱崇明肯定没与我一起去三线。
其实最好的解答应该是由朱崇明来完成，遗憾的是，朱崇明已于前年离世，显然是“死无对证”了。由此，我忽然觉得，即便我等这种相隔年月不太久远的事情要弄清也是如此复杂，更何谈年代更久远的名人轶事。那些一直钻在史料中终日孜孜不倦的研究者，长年累月、认真细致的考察结果，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即使有记录史料的，倘若因记载者的粗心或大意弄错时日，岂不永远误导后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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